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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期:陈渡口村记事(陈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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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n 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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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渡口村记事
  ○陈士元

    陈渡口村位居乐亭城南,自明朝建立以来,庄风纯正,村民朴实,在城南一带享有较好的名声。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的政治、生产乃至村民生活也和其它村庄不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红卫兵造反,搞大批判,破四旧、立四新,大字报处处可见,城市乡村可谓轰轰烈烈。在这样形势下,陈渡口村的干部社员群众虽对运动不理解,持观望态度,但他们始终坚持只求安居乐业,不愿你争我斗,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县里、公社的造反派多次前来鼓动,但这里的村民仍是对搞运动兴趣不大。就是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阶段,他们也不积极。邻村的人们议论说:“陈渡口‘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生产却搞得热火朝天。”
    为什么这里的“文革”搞不起来?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这里的干部对“文革”认识不上去;二是这里的群众对“文革”不“感冒”。
    当时,陈渡口大队(村)的几位干部都是朴实厚道的庄稼人,支部书记陈文兰50来岁,文化不高,是个“锄把式”,始终把种地当成第一要务。他常说:“农民就是种地,多打粮食比什么都重要。”他心直性耿,脾气倔强,办事公道,认准了理儿,牛都拉不回。一年春季,刚下过透雨,公社革委会的两个工作人员来到陈渡口,要召集全体社员开大会,说是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掀起批判孔老二的高潮,陈文兰一听就急着说:“刚下过透雨,不赶紧抢种,光批孔老二有啥用?地种不上,秋后不打粮食,让社员们喝西北风?”说罢甩袖而去,闹得那两人很尴尬。在那特殊年代里,像他这样抗上的工作作风上级当然不喜欢,然而庄里的群众却很拥护他。
    又一年秋季,公社派人到陈渡口大队下达县里的紧急指示,要他们三天之内把村北的晚玉米全部收割完,平整土地学大寨,迎接全县在这里召开种麦现场会。陈文兰一听就急了,他坚决不同意,说:“晚玉米根本就没成熟,现在割了最少减产三成,眼看到手的粮食不能丢,现场会爱去哪儿开哪开,我们不割!”看着他这样坚决的态度,公社派来的人也只得作罢。由于他多次抗上,公社领导决定撤消他的大队书记职务,可就是撤不成。原因有三:一是全大队的社员一听说要撤陈文兰,就选出代表(大多是烈军属)去公社说情保他;二是陈渡口的全体干部心齐,要撤陈文兰,就全都撂挑子;三是公社委任别人干,谁也不干。公社的领导们无可奈何,也只好别撤了。
    陈渡口另一个好干部叫陈德银,他是大队长(村长)。此人忠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不争功不诿过,是领导班子团结的典范。在那特殊年代里,陈文兰和陈德银等大小队干部团结一心,“抓革命”不积极,冒着风险专搞生产,一心多打粮食,想法设法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在那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年代,还敢顶风开办副业加工厂(弹棉花、漏粉、榨油等)。上边几次来人阻止,陈德银就一面说好话应付,一面对加工厂的人员说:“咱们惹不起,躲得起,白日在家睡觉,夜里干活。”就这样,陈渡口副业加工始终没有停下,由于有了这些收入,陈渡口秋后决算分红工值高,社员们从心里乐。外村人都羡慕地说:“看人家陈渡口,家家户户日子好过,小伙子们都说上媳妇了,再看看咱们庄,天天搞运动,家家穷得要命,快成光棍村了。”
    那时的陈渡口,不但干部对“文革”中的一些活动不积极,一些群众也对运动不理解,持观望态度。有一次,公社召开批判大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台发言者,有几个油头滑面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个“绰号”叫“馋猫”的,他原本是全公社出名的二流子懒蛋,运动一来摇身一变成了红人,在台上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他说:“刘少奇鼓吹‘三自一包’纯粹是放驴屁、放狗屁、放盐蓿籽屁……”台下群众听了,忍俊不禁,纷纷议论,有人幽默风趣地说:“放啥屁都说了,就是不说放猫屁。”因此,会开到半截儿,就有不少陈渡口人溜号回家了。
    在那政治挂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年代,哪里搞副业,哪里就是搞资本主义。陈渡口第七生产队在当时是个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社员们勤劳,会过日子,分红工值高,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都有粮食吃,外界怀疑他们“瞒产私分”,还有人向上级告了状。秋后县里、公社派出工作组来这个队调查解剖,先是清查账目,没有找出一点漏洞,接着又挨家挨户审问,也没问出一点问题,他们在这里折腾了一个多月,没抓住任何把柄,只得打道回府。
    那时,上级要求,各大队晚上必须开会学习,边学习,边批判,碍于工作队的督促、检查,各生产队只得走过场应付。一天晚上,工作队员赵某来到第六生产队组织社员学习批判,他先念文件,社员们在一旁听,有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甚至还有人打起鼾声,气得赵某直拍桌子、瞪眼睛,并发令让生产队长管一管,可队长却说:“大伙干了一天活儿,累得够呛,明天还得栽白薯挑大水桶,既然困得够呛,那就早早散会吧!”大家一听,立即起身往外走,赵某急忙站起阻拦,说:“才开了不到半个小时的会就散?谁也不许走!”可就是没人听他的,人们一轰而散各自回家。气得赵某干瞪眼。
    当时的口号是“抓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农业学大寨”,别的什么也不许干。一年秋季,第五生产队的队长陈贵元、会计陈士华和保管员陈金云正在场里给社员们分粮食,忽然来了几个人,他们是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对队长会计说:“不搞大批判,不去地里学大寨,成天分粮食,马上停止!”分粮食的社员,只好挟着口袋灰溜溜地往家走。事后,陈贵元对大家说:“白天让学大寨,晚上让开会大批判,这粮食什么时候分呢?”还是会计陈士华机灵,她说:“我倒有一个好主意,先日给大家信儿,第二天起早再分。”
    那时,上头三令五申,社员要一心参加劳动,不许做买卖,谁要是私下做买卖,谁就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就要受限制、挨批判。三队社员陈仲兰当院里有两棵梨树,每年结不少果,家里吃不了就推着手推车下庄去卖,一次他来到东双坨村,刚一进庄就大声呼喊:“卖梨哟——又酸又甜的大头梨!”他这一喊,正巧被下乡的工作队听见了,立即把他带到大队部,对他进行批评,说:“你不去地里和社员们一起去学大寨,竟然下庄做买卖,搞资本主义,胆子不小。”陈仲兰说:“这是我自家梨树上长的,卖几个钱给孩子们上学交学费。”工作队说:“自个家产的也不行,赶快回队里去学大寨,再敢卖,全部没收,还要批斗你!”他只得点头哈腰连连称是。出庄后,就急忙推起小车转了个弯奔向海边上的一些偏僻的小村庄去卖。
    “文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今日忆起,令人难忘那特殊的年代,更令人难忘那特殊年代里陈渡口村的乡亲们。
    (作者陈士元,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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