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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7日 23:24:32

平安夜感怀

2007年12月24日,杂事缠身,诸多不快。感慨万千,诗以记之。

平安夜里祈平安,
美酒羞对与君缘。
处变不惊英雄色,
暗香盈袖玉女贤。
遇事方知君子贵,
云急更觉晓风寒。
我有千古知音在,
何惧沉雷震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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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7日 22:27:33

杂文作者需要自省(转帖)

作者:黄波

关于杂文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似乎没有哪一次像当下的争论让与杂文有关的人尴尬,因为当下针对杂文的非议已经直指最核心的问题了,比如像这样一些题目,《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我为什么不愿与杂文家为伍》等等,尖刻当然是足够尖刻了,但让我这个也写一点杂文的人羞愧的是,细按文意,却不能不承认,别人说的“相当”有道理。

于是,便有了一个新的题目:面对质疑,杂文作者是否需要自省?

好像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在我构思这篇小文的时候,“从天而降”了一个绝好的素材。我读到了最新一期的《文学自由谈》,上面有一篇杂文界某前辈名家关于“张爱玲热”的大作,因为对这位前辈素所仰慕,自然先睹为快。没想到,这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老先生对张爱玲不满,这是他的权利,见仁见智,并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何必用“狗男女”这样一些于张爱玲毫发无损反倒有侮自身的文字呢?杂文可以愤怒,但这种愤怒理应是分析思辨后的愤怒,而绝不应是攻击和谩骂,老先生平生服膺鲁迅,岂不闻迅翁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么?这还只是文字的小节,且放过不提。

真正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油然而生“今夕何世”之感的,是老先生的思维方式。

据这位杂文家说,张爱玲热的始作俑者,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因为他在海外出版的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吹捧张爱玲、贬抑鲁迅。像这样海外出版而且主旨是捧张贬鲁的书,僻居一隅的笔者当然无缘读到,而老先生“当时看的是台湾版”,看了之后还忧心,“不知大陆版中是否已将那些。。。。。。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我很奇怪,为什么老先生一定要强调将“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难道说一“贬抑”鲁迅,就是大逆不道么?一本学术著作,只要“贬抑”了鲁迅,它就含有了思想毒素非经删除和禁止不可?老先生自己看原版著作,似乎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被污染,他凭什么如此低估大陆一般读者的素养?写杂文的人向来是痛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的,可杂文家这里透露的,不正是一种愚民心术吗?

杂文家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上海某大学(姑隐其名)将于十月间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面又接着说,“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士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停止了……那个‘张爱玲国际讨论会’”。读这段文字,老先生欣然色喜之态如在目前。不过,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讨论会者,并非一定为张氏唱赞歌也,争论、研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对像张爱玲这样一个连老先生也承认“有点才情”的作家研讨一下就不能被允许呢?老先生扛出了民族大义这面旗帜,笔者不想讨论张爱玲是否真在民族大义上摔了跟头,但如果是真的,那这个张爱玲就更有研究之价值了。老先生痛恨张爱玲连带痛恨一切有关张爱玲的人和事,其实全无道理,西方还有专门研究希特勒的专家和机构呢。
一本学术专著,因为里面有杂文家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于是他希望将它删除或禁止;一个学术研讨会,因为研讨的对象是自己痛恨的,所以一旦被叫停,他就要大加称赞;……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是“党同伐异”的思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这种思维注定无法理解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这位杂文家为叫停一个研讨会而拍掌叫好时,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种扼制人自由思考和说话的权力,也极有可能施之于他自己?
更大的悲剧还不仅止于此。我是了解这位杂文界前辈的身世的,他曾经在一个“扼制人自由思考和说话”的非常时代,经受了无数苦难,并且在痛定之后,写过许多反思的文字。对此我不能不深感困惑:即使亲历了如此创巨痛深的劫难,老先生是否弄清了悲剧的根源?
杂文作者应该自省,最根本的一点是,你究竟是以什么价值为尺度?是把杂文当作某种工具,还是站在人类普适价值的高度?
谨以此文与杂文界的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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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7日 22:01:02

中国需要“穷人的经济学”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一句话。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

  经济学既然是“经世济民”,就应该把如何解决“贫穷”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若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有1亿多人。面对着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国人口的“贫穷”,如果经济学依然用“效用”来注解,显然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已不是一个概念、一堆结论、一种逻辑,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下产生的不公平等矛盾是一种必然,单纯靠市场自身的能力是无法“自然稀释矛盾”的。这就需要政府运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在市场化和开放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因素的今天,按市场规律办事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中国的老百姓需要更多的大众经济学,而不是“书斋经济学”。要提高经济学的“效用”,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当中去,深刻地了解不同阶层成员的所思所虑,才有可能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学问才真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穷人的经济学”。

  黄世贤/文摘自4月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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